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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中国1972

2019-10-23 15:41:34 阅读:1985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照片/新华社

巨大的变化:中国1972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魁张燕

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里,"美丽的美国"的优美旋律在飘荡。管弦乐队正在为尼克松访华排练。那些年,外国歌曲几乎在中国消失了。当市政厅的工作人员经过时,他们忍不住停下来倾听。

周恩来来到排练厅迎接管弦乐队。乐团团长告诉他:“团长(江青)对这首歌的演奏有些意见,认为它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赞歌。”

“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景的音乐,不要走得太远。”周恩来说。

这一场景发生在1972年2月20日,是1972年中国转型的缩影。

“为什么这么硬?”

张柏嘉今年71岁了。退休前,他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中美关系缓和的那些年,他20多岁,是军事工艺队的一名士兵。

1971年初,他首次意识到中美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他的部队发布了毛泽东与斯诺会谈的草稿。在此之前,每个人都担心中苏战争。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使他觉得战争可能性减少是件好事。几个月后,他从军队发行的报纸上看到基辛格访华的消息。

张柏嘉的父母都是中美关系破裂的直接参与者。基辛格于1971年初决定秘密访问中国。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筹备小组。张柏嘉的父亲张金文当时是外交部北美海洋司司长。他是筹备小组的主要成员,他的母亲张颖也是小组成员。这个团队对外界绝对保密。丈夫和妻子对此都无话可说。当然,张柏嘉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后来,他才听到母亲谈论一件小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钓鱼台国宾馆的花木因“资产阶级情绪”而被摘掉,蔬菜被种在花坛里。基辛格访问之前,张颖和其他人分别去北京的主要公园寻找盆栽花卉。经过许多困难之后,他们在天坛公园附近找到了一个名叫赵的园丁,把他家里秘密种植的七八盆花都“借”到了钓鱼台。

现在,当张柏嘉回顾中美关系的进程时,总的感觉是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中美外交的操纵者,他仔细寻找平衡点。

1972年2月21日中午,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总统的76精神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在这个巨大的机场上,中国和美国的国旗在寒风中飘扬。

尼克松下飞机两个多小时后,他被告知毛泽东将会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他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最初的15分钟会议持续了65分钟。

在谈到台湾问题、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时,毛泽东说:“我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这就是他(周恩来)和你谈到的。”两人更多地谈论“哲学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官僚主义。如果你想从事人员交流和小企业,我们将拒绝这样做。十多年来,人们一直说我们不会解决大问题,也不会解决小问题,包括我。后来,人们发现你仍然是对的,所以我们打了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告诉几天前去世的记者斯诺,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可以谈谈这件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僵硬?”

打破国际惯例公报

尼克松访问的第四天,双方在一个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中美台湾问题联合公报的措辞。

基辛格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达成一项双方都同意的“联合公报”。传统上,联合公报表达了访问的成功和双方达成的协议。然而,中美关系是特殊的:尼克松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和双方20多年的敌对之后进行了访问。因此,中国不打算发表这样的公报。

周恩来立即对美国的草案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谈到过去国共两党在“双十协议”中明确分歧的方式时,他提出了一种打破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清楚地写下双方的分歧,还要吸收美国草案中的一些可取之处,反映双方的共同点。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张文锦和“政治集团”(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在美国国务院保留的一个集团)的几名成员连夜搭建了一个新炉子,并拿出了中国的草稿。

然而,毛泽东对这个计划不满意。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发言权,一点“空气”也没有。他甚至说没有必要再发表任何公报。

因此,周恩来在草案中加入了大量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在开头写道:“中国宣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想要独立,民族想要解放,人民想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泽东读完信后表示满意,并说他“有些傲慢”。

张颖回忆说,基辛格第一次看到中国提出的草案时感到震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题:他能接受一份以革命话语开头的公报吗?周恩来耐心而仔细地向他解释和分析了这一点。

现场翻译唐闻生曾回忆说谈判暂时中止。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在钓鱼台宾馆的花园里散步,回来后同意了这个计划。

外交学院外交系副教授范超认为基辛格接受公报与其外交风格有关。

"基辛格的外交风格不是强硬的美国风格,而是妥协的欧洲法庭风格。"范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看过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的记录。当周恩来说革命性的话时,基辛格不会反驳,而是采取倾听的态度。

然而,最重要的台湾问题并没有通过双方的多次会谈得到解决。

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继续就公报的细节进行谈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华冠和基辛格直接谈判。乔华冠提出的声明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武装部队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觉得措辞过于强硬,希望以美国撤军为目标。

在此期间,尼克松对周恩来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过于强硬,肯定会给美国造成困难。”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美国方面修改后的论点。

会谈期间,周恩来将每天晚上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土壤保护者吴旭君说:我经常看到总理大步走在前面,王(海荣)和唐(文生)紧随其后。

经毛泽东同意,最终措辞是:“美方重申对中国自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了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武装部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中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与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碰杯。图/i c

外交年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关键。当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其他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周后,中英两国签署了互派大使联合公报,将两国自1954年以来建立的机构级外交关系提升到大使级。

中日关系今年也有所好转。

同年7月,对中国友好的田中角荣成为日本新首相。毛泽东建议中日两国对恢复外交关系采取积极态度。简而言之,无论谈判是否成功,现在都是加紧谈判的时候了。周恩来亲自部署并直接指挥了这一重大外交行动。

9月25日,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联合声明》序言中如何表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9月28日晚10点,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外交部长大平正芳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一楼会议室签署联合声明前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作为会谈的口译员,周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外交部长仍然看着我,我也看着你,等待对方首先宣布自己的立场,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最后,外交部长大平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道:“纪部长,这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他写道:“日本深切感受到日本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负有责任,并表示深切反省。”

经过思考,季鹏飞建议双方休息10分钟。后来周蔡斌知道他已经去周恩来请示了。那天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

复会后,冀鹏飞表示接受日本的提议。问题终于解决了。

周斌说,外交部的一些人对此不满意,认为应该在“战争”之前加上“入侵”一词。周恩来了解到,就写作思维而言,任何人都可以把《联合声明》中的“战争”视为“侵略战争”。因为,如果这不是一场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呢?如果没有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今天怎么能感受到这种责任并深刻反思呢?

今年,中国还先后与荷兰、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共有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升级了外交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一年,中国与外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逐步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三”计划

中美关系的关键也打开了中西贸易的大门。

几乎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两个中国检查组相继出发访问西欧和日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介绍西方化纤设备。

当时,国内棉花生产供不应求,石油生产过剩。新任轻工业部部长钱广智提议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所需的技术和设备可以从国外进口。国家计委支持这一计划,起草了《进口全化纤化肥技术装备报告》,并报国务院。1972年2月初,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下达指令。

其中,化纤初步确定了四大化纤项目,分别在上海、辽宁、四川和天津。计划从法国和日本进口4套设备,耗资约2.7亿美元。

时任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成员的顾秀莲参加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西欧考察小组,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说这次访问让她大开眼界,深受感动。“读完之后,我觉得外国经济如此发达和先进,我们必须赶上它们。”

5月,视察队陆续返回。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上海项目是第一个开始谈判的项目,随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这些项目于6月开始,第二年9月结束,持续了一年多。

化纤化肥项目引进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来到计委,建议派代表团出国调查开展引进工作。顾秀莲回忆说,1972年,在北京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计委大楼里,人们熙熙攘攘。尤其是二楼的主任办公室,周围都是部长,每个人都拿着一个黑色的包。

分管副总理李先念积极支持并先后批准了几十个代表团出国。代表团回来后,他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技术和设备进口项目。周恩来感到非常零碎,认为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事情应该更大。他指示国务院业务部门和国家计委合并这些项目,并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计委1973年初提出的总体规划计划引进26个技术项目,总资金43亿美元,称为“43计划”(该计划后来得到总投资51.8亿美元的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陈东林在一篇文章中说,“43计划”引进规模大,引进设备和技术水平高,催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以及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它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引进经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是对外开放的前奏。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照片/新华社

离退休干部的“解放”

1971年“9·13”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抓住机遇,精心安排,加快干部政策的实施进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对陈毅的亲戚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同志。”他指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老年人就会被消灭。”他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周恩来立即指示陈毅的家人传播这些话。

受到鼓励的老干部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他们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制度,与家人团聚。毛泽东给了答复,并支持了一些信件。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周恩来自己修改的社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未来的错误,治愈疾病,拯救病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呼吁消除干扰,积极执行中央对干部工作的指示。

中央政府明确规定了老干部解放的四项原则:结束审查制度、恢复组织生活、发放原工资和分配工作。其中,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央和地方部门的干部,国务院业务小组负责国家机关的干部,总政治部负责军队干部。他们被要求整理材料并单独报告。

为此,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干部政策执行小组”。该小组组长高旗回忆说,由于解放老干部的任务繁重,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紧(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该小组成员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周恩来指示,从上到下,先下手为强。他还说:“有些人不应该因为我同意就停下来。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1973年初,周恩来连续三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组织部和其他三个系统的报告,并逐一讨论。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负责领导军事干部执行政策。在他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了这样一次政治局会议。他没说什么,但只说了一两句关于伤害的话。他非常了解每个人的态度。如果他觉得某个问题需要别人的支持,他会马上指出:“剑颖,你说呢?”他从来没有在会上公开和江青争论过,但他经常用简洁的语言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然后问,江青常常无言以对。

随着干部政策的实施,大批被推翻的党政和军队领导干部回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增强了党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束做准备。

“左”倾斗争

在密切关注老干部解放的同时,周恩来也在努力纠正“左”。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天向回国大使和外交部门负责人发表长篇演讲。他说:“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的意识形态趋势,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也有。”他说这种思潮是空洞的、极端的、形式主义的和抽象的。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10月,根据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人民日报》组织了一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例如,署名“龙岩”的文章用尖锐的语言批评了“推翻一切”、“粉碎一切”、“群众运动自然合理”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变相否定。

11月,《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报》连续发表两篇谴责龙岩等地的文章,试图“反击右派死灰复燃”。

中央文献研究室前研究员安建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股力量之间的对立已经变得清晰而公开。

12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名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现在报纸宣传面临着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反左派还是反右派。我想向你汇报并寻求指示。”他说他不相信《文汇报》指的是中央精神,因为中央文件刚才说要注意反对整风运动中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左”的,“中央精神不能改变得这么快”。

12月17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我没把信读对。我认为应该少批评极左趋势。”

此后,批评极左思潮的提法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

1973年1月13日清晨,周恩来在通宵阅读文件后,在整个过程中出现血尿。

1972年5月,周恩来首次在尿常规中检测了4个红细胞。经过专家咨询,他被诊断为“膀胱移行细胞癌”。按照指示,医疗小组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周恩来。

“总理心里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知道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打破它。”周恩来的保镖高振普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1973年3月10日,经中央政府批准,周恩来在确诊后终于接受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刀治疗。治疗效果不理想,由于工作量大,后续治疗时断时续。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

令人欣慰的是,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的复出终于尘埃落定。

如果说1975年邓小平等人领导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斗争的高潮,那么1972年前后周恩来等人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就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安建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最终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